太和殿宝座是明朝的吗？

朱宝力／文

（图9）

    后金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1625）三月初一，清太祖努尔哈赤不顾贝勒大臣们的反对，把都城从辽阳这个历史上的军政中心迁到沈阳，并且开始修建大政殿（图9）和十王亭。工程尚未完全竣工，努尔哈赤就于次年八月十一日病逝，由他的儿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后金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一，皇太极御大政殿举行新春典礼，沈阳故宫见诸于史书记载首次正式使用。大政殿宝座(图10）上的金龙盘柱与殿门檐柱上的金龙盘柱有异曲同工之处，而这个宝座与太和殿宝座的造型风格也几无二致。它虽然不是大政殿的原物，但同属于清朝的典章器物，风格一脉相承。笔者认为，当时处于关外的后金政权对于明朝皇极殿宝座的样子不会很清楚，所以，他们的金銮殿和宝座的设计自成体系。清朝统治者对于明朝的典章制度和器物并不是全盘接收，太和殿宝座以及屏风的造型设计则是沿袭了他们的祖制。

（图10）

    关于太和殿的宝座与屏风的龙纹风格存在一些差异的问题。笔者认为，康熙十八年（1679）的那次烧毁太和殿的火灾是先起自别处，两个小时后才延烧至太和殿，当时救火的人很多，从殿内抢救出宝座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宝座或早于屏风，龙纹的明味自然会浓郁一些，但它们仍然属于配套制作和使用的清宫家具。

    在这里，笔者试谈一下明朝皇极殿宝座的形制。根据明朝的历史文献和皇帝画像等资料分析，明朝皇极殿的宝座要比清朝太和殿的宝座更像围榻（俗称“罗汉床”）一些，应该与定陵出土的万历帝宝座（图11）接近。这件石雕的冥器宝座为九龙五屏式，寓意九五之尊，属于明朝皇帝宝座的标准制式，值得重视。其牙板、腿足的造型具有浓郁的时代风格，屏背拐角的龙头皆向外探出，可以想象，实物宝座上的龙头必然也是口衔着流苏。

（图11）

    还有，根据《大明会典》和《工部厂库须知》中的记载，明朝皇帝的龙床（宝座也称“龙床”）往往配有顶架，可悬帘、垂帐。其形制可见从明初的鲁王朱檀墓中出土的冥器（图12），这件冥器与明初的岐阳王李文忠画像（图13）中的宝座类似，应是鲁王实物宝座的模型。

（图12）

（图13）

    清朝初年，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回忆明朝皇极殿的陈设时说：“皇极殿九间，中为宝座，座旁列镇器，座前为帘，帘以铜为丝，黄绳系之，帘下为毯，毯尽处设乐；殿两壁列大龙橱八，相传中贮三代鼎彝，橱上皆大理石屏。”据此可知，明朝皇极殿的宝座也是配有顶架的，否则便无法悬帘了，这也就可以解释明朝皇帝画像中的屏风顶端比较平齐的缘故。当然，皇极殿宝座的顶架肯定要比鲁王墓的那件冥器模型高大、豪华得多。明画《宫中行乐图》中有一座露天搭设的顶架(图14），可能有些类似。

（图14）

    明清两朝的典章制度和宫廷陈设存在着不少差异，我们切不可把清朝的典章制度和宫廷陈设硬搬到明朝去。例如，有人看到清朝太和殿的东西两壁各有一件紫檀雕龙的顶箱立柜，高近四米，宽两米多，深近一米，就推论明朝皇极殿的八件大龙橱也是这样的紫檀立柜。笔者认为，明朝皇极殿那八件上陈大理石屏的大龙橱必然是横长的造型，否则便比例失当了。而且从明朝的典章制度看，它们更应该是朱漆戗金云龙纹或者罩金髹软木雕云龙纹的工艺。

    我们从明代成书的小说中也能看到明朝典章制度的影子。例如，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沙僧，曾经是天宫灵霄宝殿的卷帘大将，现在一般认为那是作者吴承恩根据民居生活想象的，沙僧每天的工作不过是给进出灵霄宝殿的神仙们掀帘子，很有些看不起他。其实作者并非杜撰，而是手法巧妙的影射。明朝的确有这一官职，但工作岗位并不是在“殿门之前”（门前另有将军六人），而是在“殿上帘前”，职责是在皇帝上朝时卷宝座前的帘子，是皇帝贴身的锦衣卫武官，十分荣耀。所以，沙僧一贯以对上级忠诚甚至愚忠而著称。明朝皇帝在上朝升御座时要遮蔽，坐定之后，才“扇开帘卷”，让文武百官瞻拜“天颜”。据《大明会典》记载奉天殿（即改名前的皇极殿）的登极仪式说：“……卷帘将军二人位于帘前，俱东西相向……皇帝衮冕升御座，大乐鼓吹振作。乐止，将军卷帘，尚宝卿以宝置于案，拱卫司鸣鞭，引班引文武百官入丹墀拜，位北面立”。而在《大清会典》记载的太和殿朝仪中，则未设卷帘的程序，这与太和殿内家具和陈设的特征完全吻合。

    根据以上诸多史料，笔者认为，明朝皇极殿的宝座是配有顶架可悬帘的龙床，而现存的故宫太和殿宝座及其配套屏风则是清朝宫廷的遗物，其造型沿袭了关外政权的祖制，不设计悬帘，与明朝的典制并无传承关系。（本文承蒙美国学者柯惕思先生协助部分图片，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