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宫廷紫檀遗物考

　　北京保利拍卖去年10月和今年4月两次推出“京华余晖——清宫木器杂项专场”， 主推乾隆时期宫廷紫檀器物构件、器物匣盒、底座等。两次拍品总数过七百，多数是零散件，如桌腿、扶手、雕花装饰板等。外行可能会称其为破烂一堆，研究清代家具的田家清先生自然不是，他在其2007年出版的《紫檀缘》一书中写道：“90年代以后，已鲜有机会再见到新露面的整件完好清宫家具。进入21世纪以来，连残损的清宫家具，包括残存的某个家具部件、某片雕刻件都越发珍贵，也难得一见了。”

　　这批“宝贝”出现或许是家具收藏界最后的一场饕餮大餐，自然被受各路藏家热捧，且大多以无底价起拍，成交比率超过95%，总成交额约6000余万元，均价过8万元一件，十几件拍品成交过百万元。如“乾隆御鉴”款紫檀带暗屉须弥座一对，长27cm，成交价101万(图1)；清乾隆海水云龙纹紫檀册页盒，长23cm成交价126万（图2）；清乾隆宝座 110x75cm，高49 cm，184万元成交（图3）；清乾隆紫檀雕海水云龙纹双面工内嵌象牙乾卦宝玺盒，高17.8cm，481万元成交（图4）。资深人士异口同声两个字——“疯了”！

　　惊魂稍定后感慨万分，除了泡沫因素,为什么这些清宫木器遗物成交如此之高呢？清宫木器是如何形成？数量众多底座等遗物从何来呢？本文想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与藏界达人们分享。

　　一、清宫紫檀底座形成过程

　　1．已故著名收藏鉴赏家朱家溍先生在其编辑出版的《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前言中有过一段有关御制底座的有趣记述：我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前，初步知道清代宫中有个“造办处”，制作的小器物非常精致，座底下刻有楷书填金的“甲”或“乙”或“丙”是标明这件器物的等级。这类器物都是从宫中流散出去的，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比较突出的事情，我父亲朱翼庵从东四大街的古玩店荣兴祥买回一件紫檀木座，是个圆形的，周围雕做四个姿态不同、神气各异的儿童在用力共同抬这个座，四个儿童相当于座的四足。购买目的是为给家中原有一件雍正款的石榴尊配个座。但拿回家和石榴尊试坐一下，发现座子稍大一点，但也满好看的。可巧我父亲的朋友郭葆昌先生来到我家，看见插着一簇芍药花的石榴尊下面这个紫檀座，立刻露出惊喜的眼光，说：“哎呀！这个座太好了，不是造办处做不出这样的活来”，同时他也看出紫檀座的口比石榴尊的底略大一点。当天晚上他又来了，带着他新买的乾隆款仿古铜彩釉尊，他把四童子紫檀座和古铜彩尊一试，竟然严丝合缝。后来在他再三恳求的情况下，我父亲就把这个四童子紫檀座送给他了。

（图一）

　　朱翼庵（著名爱国收藏鉴赏家，碑帖七百余种皆为国之重宝，1953年无偿捐献故宫博物院）与郭葆昌(曾任袁世凯“陶务总监督”，著名爱国陶瓷鉴赏收藏家，藏品多数捐献国家)都是上世纪中国收藏界终极泰斗，过目珍奇不计其数，一件紫檀木座竟然能让他们忘记斯文犹如顽童，可见宫廷御用木器魅力之摄人心魄。保利这两次拍卖座底下刻乾隆款，以及有“甲”“乙”或“丙”等明确身份款的有数十件，看来引起热拍是在情理之中。

　　2．清朝开国时期皇太極奉行“参汉酌金”的政治文化方针,就是参考汉人过去历代法规,并考虑由其父清太祖努尔哈赤所建立后金的情况，订定新政策。这势必影响到入关后满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家具的生产使用。

　　清初人丁大减百废待兴，顺治又一生节俭，未设“造办处”这样的专用

（图二）

　　特权机构。所用家具一是使用前朝遗物，或是和百姓一样到“家居大卖场”采购，特殊情况才雇临工入宫赶制。且有种种反奢靡腐败规定，如顺治四年十月下旨：“谕户部定制，辅政叔父德豫亲王以下，诸亲王以上，府内座位制……施以朱漆，绘五爪金龙，后屏绘五爪金龙五色云，止用绘漆，油画务光洁，雕刻有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家具制作仅限于“绘漆”，禁止采用雕刻工艺。这除为节省开支外，还缘由所谓“漆造宫殿，乃袭前例”，即继承本民族喜欢漆木家具的习惯，顺治显然是个不忘民族传统的廉政模范。

　　满族先世女真人生活在广阔的东北草原地区， 金漆木胎家具色彩艳丽明亮，表面显得富丽堂皇，符合他们的审美趋向。漆木家具重量较轻，适合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生活方式。因对漆木家具的喜爱，康熙三十九年还下御旨：“三处织造会议一人往东洋去，钦此”所谓去东洋就是公派留学去日本深造“洋漆”技术，即日本盛行的“泥金画漆之法”。

（图四）

　　清初时期紫檀由于色黑沉重，不易加工，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康熙中期，宫内所需家具仍无固定负责机构，且表面仍然以鬆器为主。文献记载至康熙三十年初下旨始正式设造办处 ：“以慈宁宫之茶饭房一百五十有一楹为造办处。”并开始从南方招募木匠，至此紫檀木越来越多被采用，可以说这是清宫廷家具辉煌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