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今天到苏州去旅游，在城西北的虎丘山茶室中，可以品饮到清醇芬香的碧螺春茶，却很少有人知道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虎丘山上还生产一种名茶。当时它只是一种山茶，以后才以虎丘山名命名。唐代诗人张籍（约767——约830）是苏州人，曾在诗中咏道：“自看家人摘，寻常触露行。”可见他是很喜欢喝虎丘茶的。但茶的产量很少，而且主要由附近的居住者采摘。陆羽初到江南时，可能知道这种茶但因为产量太少而未载入《茶经》。《茶经》里提到苏州产茶，主要是指洞庭山产的茶。虎丘茶由于它的品质好，加上物以稀为贵，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名声越来越响。到明代时，地理学家王士性甚至赞扬“虎丘天池茶，今为海内第一。”（《文志绎》卷二）明代的屠隆在他写的《考［上般下木］余事》一书中也盛赞虎丘茶“最号精绝，为天下冠。”看来虎丘茶的质量确是上乘的。
今天我们已不能通过品尝，知道虎丘茶的色香味，只能从史书、方志、笔记中来寻找它的韵致。顾湄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修的《虎丘山志》中具体描述虎丘茶的特点是：“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点之色白如玉，而作豌豆香，宋人呼为白云花。”清代的茶学家陈鉴在补注《茶经》时也记载了虎丘茶，他说虎丘茶树开的花“比白蔷薇而小，茶子如小弹。”当时这种茶数量已极少，他曾采了几片嫩叶，同一个要好的茶侣一起，用“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可见虎丘茶叶，是黛色的，点泡的茶汤色白，味淡雅，有豆花香。从整个苏州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来说，虎丘茶应该似碧螺春茶，但外形不如碧螺春苍翠；在香味上说，碧螺春虽然“吓煞人香”，但它的香味不是豌花香。虎丘山不高，但四周环水，周围是广大的水乡地区。它没有太湖东西洞庭山花果烟岗香味的薰陶，却有典型的江南烟雨的滋润。
茶农都懂得，砂壤有助于茶树的生长。虎丘山上还有一块不大的却十分宜于茶树生长的砂壤。这就是位于虎丘寺之西、地名叫金粟房的坡地。这里离剑池不远，山坡平缓，又有天然泉水（第三果）的灌溉。虎丘茶不是人工栽焙的，是天生的，这是虎丘茶的一奇。二奇奇在，就是这一小块只有巴掌大，看来只有几分的地，造就了江南这一历史名茶。虎丘茶的茶香和虎丘山的美景相得盆彰，使千百年来的游人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得到难得的享受。
天下越珍贵的东西越稀少，越稀少的东西也越珍贵，想占有它的人也越多。虎丘茶就在这种矛盾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艰难的生长。唐代张籍时，虎丘茶是野茶，没有多大名气，知道的人不多，张籍还能叫人家采摘。慢慢地，虎丘茶名气大了。有权有势的人就会通过各种途径来攫取它。使这片茶园从寺产、私产成为官产，并不断地转换产权。清代文人尤侗就说：“虎丘之茶，名甲天下；官锁茶园，食之者寡。”（《试虎丘茶》）正因为产量少，争夺者众，权势者有办法独占，平常人不易获得。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在古代社会条件下，不容易解决，这也就潜伏着它泯灭的危机。
虎丘茶在历史上的一次变故，发生的明代天启四年（1624年）。当时的虎丘茶园归虎丘寺和尚管理，属寺产。这年有个中央大员驾临苏州城。他早闻虎丘茶大名，本人又嗜茶。于是，便利用职务的方便，叫虎丘寺和尚献茶。由于苏州本地有权势者向寺僧索茶者不止一人，加上寺曾自己饮用，就那么几十株茶树，所采茶叶有限，早就无茶可献了。中央大员不信，派人把住持和尚捉来，强行索茶，下令对老和尚用刑逼茶。但没有就是没有，造又造不出来。大员无奈，放回遍体伤痕的老和尚。老和尚被人抬回寺院，全寺僧众无不悲愤！老和尚悲愤欲绝，吊小和尚把茶树连根给刨了。清代文人文震孟曾写过一扁文章，题目就叫《剃茶说》，讽喻的就是这件事。自此以后，虎丘茶所剩无几。清代的顾湄、陈鉴见到的虎丘茶，可能已是劫后余烬了。
天时好，地利也好，只是在封建专制主义下人和难得。茶树无罪，寺僧无罪，有罪的是官僚、有权有势者。导致虎丘茶渐趋泯灭的，是这些享有特权、掌握捉人刑人杀人之权的冠冕豺狼。稀少珍贵的虎丘茶，是大自然的恩赐和劳动人民的汗水共同创造的，但它的供给与需求，是有限度的，超过了极限，就会破坏它，甚至毁灭它。虎丘茶的泯灭，反映的就是人类社会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的供求关系的法则。大官僚与寺僧的人际关系，只不过曲折而间接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代人和后代人可以从虎丘茶的扬名与泯灭中领悟到某些哲理。
（编辑：墨海泛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