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五山十刹图》看宋代家具

    内方丈中住持所用之床榻，该图所表现的是床榻的展开立面。床面被夹在当中，后围板上提，两端似有柱头探出，左右两围板分别向左右两侧展开。图中视觉上后围板高于两侧围板，实际则等高。床面长五尺（南宋时日本的一尺约相当于现在的30.3厘米），广三尺一寸，板心厚三寸七分，两端板头高一尺七寸。腿部带曲齿形卷云纹壸门，足下装有托泥。

图二：径山僧堂座床

    僧堂内众僧坐禅、饮食、起卧用之床榻，亦称“单”，此处为长连“单”，靠墙而设，可供多人同时打坐，床上置八只函柜，锁垂于下，每只锁下方还以千字文编排序号，推测这些函柜的内部空间当借助后边的墙体挖空而作。该图所表现的也是床榻的展开立面，图中网状一样的平面当为床面的展开图，意在表现出藤面编织的效果。坐床足高一尺六寸，额广八寸，板头高二尺二寸。腿部从图上画法来看是为了表现隐起线的效果，素牙板，无托泥。
    从以上这两件座床可这两件石榻的三面围子，围板都较高，且高度一致。
    从目前发现的辽金元时期的床来看，其围板也都较高，但宋代的床围子都比较平素，尤其是北宋，这一点也是与宋代社会崇尚简洁的大环境相暗合的。如《韩熙载夜宴图》 中的两件围子床。
    可以看出，床面整体呈狭长形，围板均较明清时流行的罗汉床要高。内方丈座床围板高一尺七寸，径山僧堂座床围板高二尺二寸，折合成现在的尺寸则分别约为51.5厘米和66.7厘米，这个尺寸是相当高的。围屏只有三面，高度上一致且不作镂空雕刻，腿部为直足或壸门腿，侧围板前端都作委（音wo）角形拐角，内方丈座床后围板还界出了很多子框，以上这些都是宋元及以前围屏床常常具有的特点。
    结合这两件宋代坐床，还可以印证这样一个观点，即宋代的床围子一般都比较高，且高度通常一致。这点也是承袭了魏晋以来围子床的传统特点。

（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

（河南固岸墓地发现的东魏时期围屏石榻）

    从目前发现的辽金元时期的床来看，其围板也都较高，但宋代的床围子都比较平素，尤其是北宋，这一点也是与宋代社会崇尚简洁的大环境相暗合的。如《韩熙载夜宴图》 中的两件围子床。

（《韩熙载夜宴图》的局部。 帷幔床床围较高，三面高度一致，没有繁复的雕刻。

旁边两女子所坐的应是一张类似围子榻的长椅，后侧围板明显也很高，有柱头探出，

侧面扶手则较矮，前端有委角形转折，且幅度很大，坡度较缓。）

（《韩熙载夜宴图》的局部二。也是三块围子，围子较高，高度一致，

平素不施雕刻，中部以画芯装饰，四角有望柱探出。）

    到了南宋，床位子以短柱分隔子框的装饰手法开始流行，而发现的辽、金时期的床围子则多呈栏杆状，有镂空、雕刻、彩绘等，装饰性很强。

（辽代围子床）

    明代起床围子逐渐变矮，但仍以三屏风围子床居多，侧围板前端以及背板两端通常都作委角形转折；清代的三屏风罗汉床围板则更矮，委角形转折转变为向里延伸一段距离后再高起（如下图所反映出的一个演变方向）。

    并且开始出现五屏风、七屏风、九屏风。以上说的是一种家具演变的大趋势，不排除个别情况的存在。比如山东邹城明代朱檀（死于洪武二十一年 1388年）墓出土的木制冥器宝座。

    属于明代初期的制作，其形制和南宋末期的依然很接近，尤其是围板以短柱分隔的方式装饰，二者极其类似，只不过这件冥器宝座的围子中部开始高起。此外其腿足的轮廓形制也几乎和宋代的某些家具腿足一样。又如：岐阳王李文忠画像 (1339～1384)中的宝座，也属于明代初期的形制，形状依然介于座和床之间，围子间也同样以短柱分隔，中部高起两端起委角，其脚踏下的壸门与内方丈座床的壸门几乎一般无二。从以上两张图中宝座形状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出南宋那两张坐床的立体形态。

（岐阳王李文忠画像 (1339～1384)）